聖經：加拉太書三章26-29節；以弗所書二章14-18節
壹、前言
十四及十五世紀的歐洲，各方面的局勢，呈現動盪不安的狀態。政治上：有權的霸主掌控政治，造成國家主義的高漲；社會上：讓人聞之色變的黑死病流行，使得各地人口銳減；宗教方面：教會統治階層的集體腐敗，讓教會的權威低落、靈性缺乏；而文化上：文藝復興運動，人文主義的崛起，文化菁英對統治階層的腐敗與神職人員對文化的控制，感到厭惡。
1517年10月31日威登堡大學的神學教授，也是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馬丁．路德，在大學教堂門上，釘上了「九十五條」神學論題的公告，對教宗權力、販賣贖罪卷等事，提出質疑和挑戰，並譴責當時教會所推行的許多信念與習俗，特別是煉獄的觀念。這人敲響了宗教改革的醒鐘，使其他區域的有志之士相繼挺身而出，開啟了改革運動，創造新時代與形成新教會。
今年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是宗教改革500週年，而本週正好是宗教改革紀念主日，是特別年中的紀念日。因此，個人要以「恢復與復和：宗教改革500週年紀念與省思」為主題，來和大家分享，由馬丁．路德等人發起的宗教改革所帶來的意義與影響，並從中提出省思。
貳、本言
一、宗教改革開啟者：馬丁．路德
路德出生於1483年11月，家族是以務農為生，他的父親原先是一名貧窮的礦工，在因緣際會下，有機會向貴族租借礦區開採，因而致富，成為煉鋼業老闆，並參選成為議員。路德的母親是一位敬虔的婦女，也是子女們宗教教育的啟蒙者。
他十八歲進入耳弗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就讀，四年後取得學位，準備就讀法學。因為在當時的大學裡，優秀的學生取得學位後，可以繼續攻讀神學、醫學、法學等三種高等學科，並擇一就讀。他的父親要路德選擇法學，因為在當時，讀法學出路佳，可以平步青雲、名利雙收。但在1505年中的一天，他從家中返回大學的途中，遇到一場暴風雨。突如其來的閃電，擊在他身旁，使騎在馬上的他，立刻摔了下來。在驚嚇與恐懼中，他祈求礦工的守護者，聖安妮的保護，並發出他願意作修士的誓願來。之後，他選擇進入當時管教最嚴格的奧古斯丁修道院，他的父親強烈反對他的選擇。
進入修道院的路德，非常認真學習神學，花許多時間讀聖經及禱告。兩年後，被按立為神父，接續再經過五年勤奮的學習，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威登堡大學，從講授羅馬書和詩篇開始。在講授聖經的過程中，他開始對於當時教會的做法和教導逐漸感到不滿，也開始閱讀第五世紀教父奧古斯丁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從中，他發展出一套新的神學思想，結果對歐洲歷史及教會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路德在神學思想上的改變，有兩個重要的突破，一個是與上帝的關係。他在修道院時，把上帝視為一位嚴厲的審判官，以一種過於畏懼的心態，看待神人之間的關係。他以嚴苛對付肉體的苦修方式，尋求懺悔赦罪。但長期以來卻得不到真實的平安，因為他認為他尚未學會愛上帝，如果不愛上帝，他就不可能真正為自己的罪感到難過。為此，路德在修道院的導師施道比(John von Staupitz)提醒他：「不是上帝生你的氣，而是你生上帝的氣。」並教導路德必須要先學會愛上帝，只有看見上帝在基督裡已經如何愛他，他才可能愛上帝；也只有在那時，因著上主的亮光，才能看見自己的罪，並為此真實地感到難過。
另一個突破，就是關於「上帝的義」。他在研究羅馬書的時候，改變了對「義」這個觀念的看法，在1:17提到：「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這讓他了解，上帝的義是禮物，不是要求。上帝的義，是藉著耶穌基督賜給人們，人只要憑信心領受就可獲得。成為義不是要達到完美無罪的境界，而是因著信來接受基督的義。
也因為路德對於上帝的義，有了新的認識之後，他開始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教會當時販賣贖罪卷的做法，是不符合聖經的教導。這樣錯誤的方式，使基督教淪落成為一種商品，可以用金錢來買賣赦罪，這項唯有上帝才能給予的恩典。因為販賣者說：「錢幣投入奉獻箱的聲音一響起，死者靈魂就立刻從煉獄中躍起！」他無法贊同這樣的看法，於是寫了《九十五條論綱》來討論贖罪卷的效能，從此開啟了宗教改革的大門，而他也成了當代新思潮的代言人。
之後的數年間，路德一直與羅馬天主教的學者辯論。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會。隔年，皇帝查理五世命令他，到伏姆斯(Worms)參加帝國會議。他在會中發表「被上帝的話所抓住」的宣言，使得人們不再只聽信教宗和大公會議的權威，而能直接由聖經中找到信仰與生活的規範。帝國會議後，路德受到選侯腓特烈親王的保護，住在瓦特堡中，將新約聖經由希臘文翻譯成德語。第二年春天，回到威登堡，進行禮儀與教會結構的改革。
二、恢復：宗教改革對我們的意義與影響
(一)五個唯獨
這個由馬丁．路德打頭陣所開啟的宗教改革運動，其中心思想就是：「因信稱義」，並由此衍生出五個「唯獨」的口號：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基督、唯獨上帝的榮耀。
對於宗教改革者來說，重新發現福音的原貌，其實就是一種「恢復」，是以上帝的救恩為基礎，所衍生而出的觀念。唯獨聖經：是指對於上帝話語的重視，讓上帝的話語成為信仰的根據，人和傳統都不能取代之，是指聖經地位的恢復；唯獨信心：信心是基於神恩典的給予，是由聖靈所賞賜，只要信靠耶穌基督就得以被稱為義。不是出於人自己，也不是出於行為，這為救恩觀念的澄清與恢復；唯獨恩典：恩典是白白得來的禮物，本是不配獲得的。上帝藉著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來拯救世人，使人從罪惡中得到釋放，並賜給信徒永生的應許。這是人在身分地位上的恢復；唯獨基督：上帝的救贖，只通過基督，唯有耶穌基督的犧牲，人才有辦法和上帝和好，這是提及神人關係上的恢復；唯獨上帝的榮耀：救恩是三一上帝所共同完成的，人在當中只是恩典的接受者。所有一切的功勞，是歸屬於上帝。且我們一項重要的人生目標，就是懷着感恩的心來生活，以此來榮耀上帝，這也就是身為人在目的上的恢復。
正如經文所說：「其實，你們藉着信，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上帝的兒女。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既然你們屬於基督，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加拉太書3:26-29，和合本修訂版)這五個唯獨的信仰真道，告訴我們恢復與上帝的關係，這是垂直的層面。而接續要向大家說明的，就是宗教改革所帶來橫向、水平層面的關係。
(二)兩個陣營
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造成西方教會的分裂，產生新教會：抗議宗，就是基督新教。這兩個陣營，除了在思想、教義上產生爭辯、論戰之外，更衍生出雙方以政治實體所進行的角力與鬥爭。十七世紀的歐洲，可稱為宗教戰爭時期，雙方的宗教版圖，隨著政治勢力的彼此消長而改變。特別是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幾乎整個歐洲國家，都牽連在其中，中歐地區因而失去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戰爭結束後，舊教與新教沒有一方是贏家，雙方簽署了〈西發利亞和平協定〉，此協定宣告了「容忍原則」，也就是各領地的君王與諸侯們，不能再引用1555年所簽訂的〈奧古斯堡宣言〉，堅持「誰治理人民，誰就有權決定人民的信仰！」而是不能強迫其境內臣民，改信和君王、諸侯同樣的信仰。
在這充滿戰亂、不安與毀滅的時期，有一位名叫保羅．格爾哈特(Paul Gerhardt, 1607-1676)的牧師，遭遇了戰爭所帶來的動亂、饑荒與瘟疫，經歷生離死別的痛苦。他所生的五個小孩中有四位因瘟疫過世，後來還因宗教派別的紛爭致使他被停職，造成經濟上的困頓缺乏，更引發妻子的過世。但他在苦難中，藉著信仰寫出許多動人的詩歌。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新聖詩，收錄3首他所寫的詩，其中的618首「咱著信靠上帝」，1、3節內容為：「1.咱著信靠上帝，盡職向前無退，深信、向望靠主來行，一切工作會成；驚惶咱著除去，向望，莫得餒志，上帝知咱一切苦難，憐憫、體貼、幫助。3.今阮無論死活，傳報真理無息，宣揚救主疼痛名字，直到臨終彼時；主祢知阮軟弱，鑒察念頭、私慾，求祢助阮軟弱腳手，逐時扶持保守。」他在苦難中，並沒有放棄信仰，反而讓他在戰亂的黑暗中發出靈性的光，帶給人們力量、安慰與對上主的信心。而與他同時代，寫出「你若甘願互上帝引導」(新聖詩576首)的喬治．紐馬克(Georg Neumark, 1621-1681)也是如此，在困苦艱難的境遇中，仍願意堅守信仰、信靠上主。
就歷史的進程來說，雖然舊教與新教在橫向的關係上，自改革後就分道揚鑣。但我們可從黑暗的戰亂中，看見仍然有一些人，以他們生命的見證，致力恢復對上帝的信靠。這種恢復，是使人的心靈從失望、失去與失落的痛苦情境中，得到醫治、安慰與復原的工作。
三、復和的工作與使命：宗教改革500年來的省思
接著，請我們一同來看今天的第二處經文：「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使兩方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傳和平給那些近處的人，因為我們雙方藉着他，在同一位聖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以弗所書2:14-18，和合本修訂版)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犧牲，使不同陣營的人，得以在十字架上，恢復神人之間和好的關係，也讓人與人之間，彼此失常、仇視、敵對的關係，得以復和。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平安的福音，要在我們當中來傳揚；平安的臨在，要在我們當中來顯明；平安的工作，要在我們當中來成就。
就「基督是我們的和平」這個觀點，我們來看，宗教改革之後，新舊教之間，不再像四、五百年前，充滿著劍拔弩張、非得要拼得「你死我活」誓不甘休的緊張關係。而是通過歷史上許多的痛苦經驗，人們才逐漸體會到和平的重要。
上個世紀，有一位致力和平的人，他的身分很特別，是天主教的教宗。他出身於貧窮的農家，之後蒙上帝的呼召，成為神職人員。在二戰前後，受派為教廷駐外大使。特別是二次大戰期間，在他擔任希臘兼土耳其大使時，曾經協助猶太人免受屠殺之害，以及幫助面臨困境的東正教信徒。1953年被任命為樞機主教，是威尼斯總主教。1958年被選為教宗，名號：約翰二十三世。當時他已高齡77歲，當選後一開始被視為是「過渡期」的教宗，認為在他任內應該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但他跌破大家的眼鏡，就任教宗後的3個月，就提出要召開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決定。我們知道，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上，召開大公會議的次數並不多。因為通常是要討論非常重大的議題之時，才會召集各地的主教及相關代表共同開會討論，且會議的時間，通常都要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召開時間從1962至1965年。這位教宗，在大公會議還在召開的時候，就過世了。但他開啟了天主教在近代新一頁的歷史，此會議的貢獻與決議，包括：邀請亞洲、非洲地區主教出席，及基督新教各宗派代表列席；發表普世合一的通諭，承認非屬於天主教的教會皆為基督的教會，並準備參與普世教會運動；發表宗教自由宣言，宣認個人與團體均享有宗教自由；發表禮儀憲章，授權各國的教會在儀式中使用本國語言；強調聖經重要性。他讓天主教比先前更開放及包容。
他不僅促進天主教與東正教，還有新教之間和平的關係，也擔任世界和平的使者。當時是所謂的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分別以強大的武力相互對峙、抗衡，1962年的秋天，發生了古巴飛彈危機，雙方關係對峙緊張、戰爭一觸即發。這位教宗在關鍵的時刻，分別致電給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與蘇聯領導者赫魯雪夫，協助解除可能造成以核武互相攻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危機。他也與蘇聯領導者及家人對談，關心當時在鐵幕中的教會。他擔任教宗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多而已，但他的確做出，協助世界的和平、促進各方的對話，並傳揚福音的使命。
至目前為止，雖然天主教與新教間，還有一些歧見尚未解決，仍需要雙方有更多的對話與理解，但在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最大公約數的信仰架構與共識下，雙方的關係較數個世紀前，已進展許多，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合一的對話與展開共同關切世界的行動。
和平，不是理想與口號而已；和平，是身為基督的跟隨者之責任與工作，也是使命。藉著耶穌基督，我們需要與上帝和好，恢復神人之間的關係；藉著基督的教導與聖靈的感動，我們需要與他人和好，恢復彼此間的關係。同時，我們也需要與萬物和好，恢復上帝在創造時，所建立和諧美好的關係。在宗教改革後500週年的今天，我們可以繼續思考，對於復和的工作，我們究竟做到何等的程度？對於傳揚和平的福音，這項復和的使命，我們有甚麼樣的負擔與感動？願主的靈幫助我們，讓我們在自身的家庭生活、學習、工作職場及信仰的環境中，皆能成為一位「和平的使者」，以傳揚基督和平的福音為己任。
叁、結語
「因信稱義」是宗教改革在信仰上的核心價值，也是信仰綱領的基礎。恢復與復和都是上帝主動的作為，是上帝的恩典。通過耶穌基督，不僅使我們得到救贖，也在關係上得到恢復。恩典的行動與恩典的關係，也就是恢復與復和，都在耶穌基督裡成就了。宗教改革後的歷史，提醒我們，我們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更需要上帝。個人想提出奧古斯丁對恩典的看法，幫助我們再度釐清與思考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人性是脆弱、無力、失落的，若要得著醫治與更新，就需要上帝的幫助與眷顧。恩典是上帝對人慷慨的眷顧…，上帝的恩典開啟了醫治的過程，上帝的恩典轉變了人性，上帝毫不吝惜的賜人恩惠。」恩典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在我們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的時刻，讓我們繼續不斷的以這三個問題，在上帝的恩典中提問自己，宗教改革對我們的意義與影響：我們自己是誰？我們來自哪裡？我們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