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母於1894年(民前18年)，出生在桃園縣大溪鎮的貧寒家庭，後來嫁給同樣是貧無立錐之地的家父為妻。家父是位樵夫，以做苦工所得的血汗錢來養育我們，母親則兼做些副業幫助家計。
因家父經年在深山裡伐木，回家和家人相聚的時間不多，家庭管理的重擔全落在家母肩上，她任勞任怨的與家父同甘共苦，建立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
家母極重視教育，她本人雖然未曾學過日文，但上過私塾勤學中文，至今她朗讀「論語」的悅耳音韻，依然縈繞在我的耳邊，她一絲不苟抄寫「昔時賢文」的毛筆字跡也歷歷在目。她不但喜愛讀書，甚至加入吟詩會與同好文人互相研習作詩。當時(1920年代)的女人會讀書、寫字、作詩，可是一件足以轟動鄉里的奇聞，更何況她並非大家閨秀而只是一位工人的妻子呢！
家母對下一代抱了很大的期望，在節衣縮食之下、克服萬難安排我們兄弟接受良好教育，彰顯了無窮無盡的母愛。她不但重視學校教育，更重視家庭教育，以身作則教導我們如何去愛人、如何寬容別人、如何立身處世。使我最感動的家訓是：人的價值不在於你擁有多少錢財，而是你有沒有好品德，是否能夠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她的教誨動人心弦，雖然她不是基督徒，但現在回想起來；她的教導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上帝的話。當時我們家雖然貧窮，卻充滿了愛及喜樂，精神生活極為豐富，看到了上帝的愛在我們裡面。
至1941年(民國30年)，我和哥哥皆已就業，當雙親的重擔可由我們兄弟來分擔之際，卻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和英、美等國啟開戰火，家兄被日軍徵召派往新幾內亞，擔任由台灣青年所組成的「勤勞奉仕隊」小隊長(排長)。而我也經武田藥品公司調派，前往印尼爪哇島，管理日軍由荷蘭人接收過來的奎寧農場。我們兄弟赴戰地前?後，家裡只剩一位年僅八歲的弟弟。這對父母親所帶來的精神壓力是難於以文字來形容的。
後來日軍節節敗退，雙親掛念我們的安危，寢食不安，日夜思念。這種憂懼對於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母親是致命的摧殘，後來得知；她憂慮過度失去了記憶，連親戚朋友都不認得，每天不斷地問起：「阿安(家兄)、阿福回來了沒？」，彷彿夢遊般地恍惚度日。
日本投降一年後被遣送回鄉，踏進家門遇到了久違四年的父親，他告訴我：你母親臥在病床，而且不認得任何人，恐怕連你也不認得。沒想到，走到臥房前就聽見母親說：「阿福的聲音！我聽見了！」進去房裡看見母親已站在床邊，一見面就開口說：「阿福真的回來了！」就伸手想要摸我。我衝上去緊緊抱住她，任由她撫摸我的頭臉，此時心裡悲喜交集激動得不能自持，痛哭一場。
之後，她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兩隻眼睛一直注視著我，好像一離開視線就會失掉我似的。從她充滿了慈憐的眼光，看到了真摰的母愛，深深體會到她無限的關懷和疼惜。
可惜我回家後不久，她因心臟病急速惡化，僅享年51歲就蒙主恩召，放下我們先回到天家。左鄰右舍異口同聲地安慰我說：「你媽終於等到你，安心地走了。」她一生勞碌，不求回報，付出一切心血教養我們，卻未留機會，讓我們好好報答她，令我至今仍深感遺憾。
懇求上帝垂憐，收留她在?的懷中，等我和她在天堂相見時，可向她稟告如何遵守她的教誨，建立了一個基督家庭，並努力以上帝的愛持家待人，盡心事奉主，讓她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