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
我的祖父陳良仁先生是家族中第一代的基督徒，日治時代曾擔任公學校校長。伯父及父親出生以前，曾有兩個兒子夭折，在無後為大的時代，祖父母悲痛異常，幸有住在對鄰的好友陳璧玉醫師夫婦安慰，帶領信主。(陳璧玉醫師是林美蓮長老的公公、陳振生長老的祖父。)
祖父特別為後嗣之事禱告，上帝果然賜下兩子，就是我的伯父陳天惠和我的父親陳天義。伯父與父親當時因祖父是公學校校長之故，就讀日本人才能讀的「若葉小學校」(今之垂楊國小)，並在日本基督徒聚會的嘉義西門教會聚會，由八口牧師施洗；日本人戰敗撤離時，伯父和父親即為當時接收嘉義西門教會教會資產的台灣人之一。
我的伯父陳天惠長老出生後成為陳璧玉醫師義子，在台北馬偕醫院外科服務一段時間後，返鄉朴子開業，就是朴子教會附近的「陳外科」，曾榮獲醫療奉獻獎。元配伯母羅昭儀是前台灣駐日代表羅福全的胞妹，繼室李運慧是我們教會李運進長老的胞妹。二姑是牧師娘、三姑亦為傳道娘，家族中多人熱心事主。
我的父母皆為公務人員；父親陳天義在擔任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測量員和審查員期間，常以其在地政方面的專業知識來幫助知識水準較低的農民，免費為他們尋求法令資源，以致受到農民的感謝和欽賴；更曾在嘉義西門教會發生土地問題時，善用其專業知識，協助教會爭取權益；後又擔任嘉義市政府秘書室副主任和社會局專員，同樣盡忠職守，獲得許世賢、張文英和張博雅市長器重。我的母親於嘉義市警察局退休。
我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我是家中長子；除了我以外，我的三弟和妹妹也都留學奧地利學音樂，二弟是台大家醫科主治醫師，四弟大學讀哲學系，曾擔任教師。
我和內人謝貴恩育有兩男兩女，長女陳維音目前在德國Detmold音樂院攻讀小提琴演奏博士班，長子陳以理擔任陽明海運輪機工程師，次女陳以琳就讀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小兒子陳以諾目前就讀於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五專部航海科。
我的音樂學習歷程：
一、國小階段：
父親自幼在教會長大，從小就喜歡音樂，卻始終沒有機會學習樂器，但是他會演奏鋼琴、吉他、揚琴，全都無師自通。他見他當醫師的哥哥的四個孩子都學小提琴或鋼琴，就希望能在孩子的身上彌補自己的遺憾，雖然身為公務人員，仍省吃儉用，一意要栽培孩子學習樂器。
我第一個小提琴老師名叫嚴東波，他是父親的朋友，他是一位樂師，會演奏小提琴、鋼琴、低音提琴…很多種樂器；第二個老師是江裕生，我都稱他江伯伯，也是爸爸的好朋友，這兩位老師人都很好，我出國回來都還會去找他們。他們看我學得很快，就推薦我去找更專業的老師，就是當時在嘉義師專任教的林東哲教授。
我四年級開始跟林老師學琴，五年級參加台視舉辦的第一屆兒童音樂比賽，因為不知道要帶伴奏去，所以就以無伴奏的方式比賽，竟然還獲得亞軍，得到一面錦旗，還有很多兒童讀物和文具，這些故事書都成為我和弟弟們的最愛。
就讀嘉義市大同國小時，我非常喜歡體育，被選為躲避球校隊和棒球隊的捕手，但是父親擔心運動會讓我的手受傷，反對我參加。為此我心裡很難過，心想，學音樂是你要我學的，不是我要學的，我想要參加的是體育活動。後來，我出國留學的前一天，還特別邀我同學黎國媛(鋼琴家)的弟弟黎國峰(作曲家)去圓山動物園後面的山坡打棒球。
二、初中階段：
國小畢業後，我考上板橋天主教光仁中學音樂班。從嘉義到台北，必須搭8個小時的火車，當時的夜車，還有臥舖可以睡。第一次離家感覺很可憐，我一學期只有放寒暑假才會回家。
我的班上四分之三是女生，音樂班的女生聰明伶俐，也很恰北北，很愛欺負我們幾個南部來的學生，認為我們是土包子，講話經常很不客氣，讓我感覺受到語言霸凌。雖然我當時擔任學校樂團首席，她們還是認為是老師偏心。1972年我通過「教育部音樂資賦優異學生出國甄試」，這群原本對我很兇的同學，才對我客氣起來。
初一時，有個香港商人帶著德國Hoffner的小提琴來學校推銷，附弓和漂亮的方形琴盒，要價一萬八千元新台幣，還讓我帶回嘉義給我的父母看，我的同學們有好幾個都買了新的琴，我也很期待父母能買下，但是當時他們的薪水只有三、四千元，還要養五個孩子，根本不可能答應，我只好失望的把琴還給人家。
我在光仁中學的老師司徒興城，他會所有的弦樂樂器，尤其是小提琴演奏得特別好。他非常注重基本技巧，常派很多練習曲給我；但當時我只喜歡演奏樂曲，不喜歡單調的練習曲，我跟我的父親反應，想要換給一位德國籍的柯尼希老師教，他的私人鐘點是一個小時600元，我的父親薪水每個月才三、四千，他當然無法答應。
父親為了了解我的問題，特別北上帶著我去拜訪司徒老師，司徒老師告訴我，拉曲子，像在吃糖果，偶爾吃吃就可以了，但是練習曲和音階是吃正餐，每天要吃正餐，才會長大、強壯。父親覺得非常有道哩，一直到我出國當天上午，還堅持我要上完司徒老師的課才能上飛機。
我班上有個同學叫做陳宏寬(他和他姊姊陳必先都是鋼琴家，目前在美國茱麗亞音樂院擔任鋼琴教授，是我們德生樂集巫熹芸現在的老師)，他的父親是台大的教授，是個科學家，非常有愛心，他知道我家在嘉義，只有放寒暑家才會回去，他看我孤零零在台北求學非常不忍，從初一下學期就叫我每個周末都去住他家；他的媽媽說我們正在成長，需要很多蛋白質，每次去他家，她都煮很多豬肉給我們吃。
當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要出國的男生必須要當完兵，鄧昌國老師(留法小提琴家，妻子是日籍鋼琴家藤田梓)極力爭取，主張政府應該早一點讓有潛力的年輕學生出國深造，不要等到當完兵沒有可塑性了才出國學習，所以極積爭取舉辦「教育部音樂資賦優異學生出國甄試」。
學校推薦我去報考這個甄試，我從80個競爭者中，通過這個甄試；我和林昭亮是同一屆通過甄試出國的，他是唯一獲得全數贊成的，而我是8：4，我能出國，這實在是上帝的恩典。我通過甄試後，這個甄試就中斷了數年。聽說是有些海外留學生向政府建議停辦，因為有些通過音樂資賦優異甄試的學生出國太早，不會照顧自己，又沒有父母在身邊盯著，常常遊手好閒，沒有好好學習音樂，還跑去餐廳打工賺錢。我學成回國後，政府修改了出國甄試辦法，必須是全國音樂比賽特優第一名的學生，我還曾擔任過評選委員。後來解嚴，根本就不必甄試就可以出國了。
我讀光仁中學時的校長鄭秉禮知道我是公務人員的家庭，特別幫我申請獎學金。我以前用的琴是我伯父借我的日本鈴木(SUZUKI)小提琴，音樂班主任隆超老師，知道我沒有錢可以買更好的琴後，在甄試前還特別借我一把西德的小提琴，並要求我每天到他家練琴。（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