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友園地∮
＊本文接續自2016.5.15 < 陳恆明的信仰與音樂人生(上)>
三、留學階段：
當時奧地利政府認為台灣是開發中國家，比較窮，所以，台灣的留學生不需要繳學費，每學期只需繳交雜費和意外險的保險費，合當時新台幣500元，只有生活費需自理。當時我的生活費是我父親一個人一個月的薪水，大約是2000先令，折合新台幣5000元，而我那些醫師子弟的同學一個月要花5000先令。(我花的是新台幣5000元，他們花的是先令5000元。) 但是去奧地利留學的費用還是比去美國和日本的留學生少很多。
當時去維也納的台灣音樂留學生大約30位，大多是國立藝專畢業的，像我這種初中都未畢業的小留學生只有兩個，另一位就是我同班的同學黎國媛，她早我四個月過去。當時藝專畢業的學長、學姊都很照顧我們，而且分工能力很強，我們要辦簽證延期、找老師、報名入學考試、報考語文班、找宿舍…，他們都會指派合適的學長、學姊協助。
我剛去的第一天跟著同機的莊思遠老師(他的公子莊東杰最近得到多項國際指揮大賽首獎)住在畫家林文德家中；第二天開始就住在胡炳三律師(後來曾回台灣擔任台南縣長陳唐山的機要秘書)的家中。胡律師是善化人，在維也納讀完法律博士，他太太陳令觀(師大陳茂萱教授的胞妹)也是台灣去的，在維也納市立歌劇院擔任小提琴手。他倆非常熱心，常在法令和語言方面給我們這些留學生很大的幫助。我在他家免費住了幾個月，直到我找到宿舍。另一位大我十歲的張文賢老師，也帶我找到我在國外的第一位主修老師Ricardo Odnoposoff。
因為我的年紀小(才15歲)，旅奧台灣留學生幫我找到一位奧地利籍的滿海寧神父擔任我的監護人。當時大陸和韓國都還沒有開放出國，亞洲只有日本和台灣去的留學生，滿神父曾在中國宣教十二年，他會說流利的華語，也很熱心幫助台灣去的留學生。他帶我去銀行開戶，每次領錢都由他親自帶我去辦，又幫我申請到天主教的學徒宿舍，包含吃跟住，每個月只要850先令，相當於台幣2000元(我父親當時每個月薪水台幣5000元)。
住在學徒宿舍的都是15~20歲的年輕人。當時我不太會說德語，搬進去的第一天，有一位奧地利年輕人笑笑地跟我比手畫腳，對我說：「Kong-Fu, Kong-Fu」，當時流行李小龍的電影，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跟我比武，我用英語跟他說我是拉小提琴的，不會功夫，但是他聽不懂，他整個高我一個頭，就夾住我的頭，我只好抱住他的鷺鷥腿，旁邊圍了一大圈奧地利年輕人。我心裡有點害怕，就禱告上帝讓我像參孫或大衛。我讀光仁中學時，學校每天要我們鍛鍊體力，有時候會從學校跑到光復橋來回，所以體力相當好。就在我們不分勝負的時候，一位也住在學徒宿舍的緬甸華人剛好回宿舍，就用流利的德語訓了那個跟我比武的奧地利人一頓。
為了收聽電台裡的音樂節目，我買了一台收錄音機，過沒幾天卻被偷了，連同櫃子裡的錢，總共損失1200多先令，我透過滿神父翻譯通知管理宿舍的神父，經過報案，最後還是沒有結果，管宿舍的神父們經過討論，讓我免繳一個月的住宿費用，以減少我的損失。那時我決定儘快申請學校宿舍好搬離此處。
在維也納的第一個老師Ricardo Odnoposoff，試了一番我伯父送給我的那把鈴木小提琴，笑笑的跟我說：「這把琴可以拿去壁爐當柴燒了。」意思是說，那把琴沒有什麼好的音色，就像要打仗沒有好的武器一般；所以，他就當我的保證人，向學校借一把小提琴，也幫我申請到學校的宿舍。他教我一年後就退休，轉到德國司徒加音樂學院，成了我女兒維音現在主修老師的老師。他退休後無法繼續當我借琴的保證人，我就趕快去拍賣場標到一把義大利手工拍賣琴，當時是我爸兩個月薪水的價格。拍賣的過程很神奇，因為當時沒有聽懂規則，也沒有舉手，最後竟然以原價被我買到。現在那把義大利18世紀做的古琴可能不只當年那個價格了。
第二個老師Josef Sivo是個非常忙碌的演奏型老師，曾在維也納愛樂擔任首席，我跟他學了三年，但是他經常請假，常由助教來代課，上課效果不佳。
1970年代旅奧台灣同鄉會非常照顧自己的同胞，他們的關心是自發性地；有一位大我二十歲旅奧台灣同鄉會的成員－指揮家簡寬宏，知道了我學習上的困境，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帶我去找市立音樂院退休的老教授Frau Luise Bilek擔任我的私人老師，她剛開始只收我每小時200先令，而且下課後常請我吃東西，她請我吃東西的錢往往比我付給她的鐘點費還高，收了兩堂後，她竟然乾脆免費教我。
其實，擔心父母負擔太重，我也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跟她學。她教了我很多基本動作，她指導過的學生有許多是維也納愛樂的團員，所以我有很多機會跟他們一起去老教堂拉彌撒，一直到我在學校換到第三個老師為止。
第三個老師：Eva Braun，她是個很嚴格、負責任，並且懂得教學法的老師，我跟她學習一直到我畢業，也順利通過奧地利國家小提琴教師檢定考試，後來才能夠在奧地利的音樂學校任教。
◎受挫的韓國同學：
我第二個老師Josef Sivo很忙，他有一個韓國籍學生是外交官的女兒，也一直沒有得到他盡責的教導，學習上很受挫，她若畢不了業，回韓國會很沒面子。Josef Sivo叫我教她，我將心比心，知道她的問題，就免費教她一些技術，讓她能順利畢業。那時代考進學校較簡單，但畢業是很難的。(現在是考進學校很難，畢業也很難！)能順利畢業，她和她家人都很感謝我，後來她邀請我去她住在瑞典的哥哥家玩，幾乎沒花到甚麼錢；我最後一天回請他們，去超市買菜時，才發現瑞典的東西是維也納的三倍貴！
◎語言班的台灣同學：
我受過同鄉會很多幫忙，後來也學習照顧別人。有個從美國轉來維也納的台灣女孩，學德文很困難，很擔心口試通不過，就請我陪她練習，後來終於通過考試，就跟著我們去華人教會聚會。
◎駐維也納代表的協助：
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代表的是虞為先生，他很喜歡小提琴，我擔任旅奧同學會演出組組長時，常安排在中華會館舉辦小型音樂會，他常來參加。我去維也納已經四年，都沒回台灣，非常的想家；當時18歲，為了能存夠錢買機票，我到樂團打工，但也很擔心一回去就會被要求去當兵，影響我的學業；他知道了，還特別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萬一遇到這個問題時可以解圍。幸好這封信沒有被用到。
我在維也納，學校或宿舍裡大部分是奧地利人。當時台灣長老教會還沒有在那裏設立教會，後來才有吳尊和牧師回來台灣讀神學院(他是1964年秋天去維也納求學的)。我每個星期日到一位從大陸逃到越南，再轉到維也納的廣東人陳伯母那裏聚會，她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在她家裡有一個華人團契，後來成為維也納華人教會。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曾得到陳伯母的照顧，常受她邀請去她家裡吃飯。
我讀國立維也納音樂大學時，常跑系辦公室，Tassilo Biciste擔任音樂教育系辦公室主任秘書，他對亞洲來的學生很友善，也非常熱愛音樂，常會告訴我哪些是務必去聽的重量級演奏家的音樂會；他曾在報社工作，常會有免費的音樂會票券，他甚至把音樂會的票送給我，減輕我經濟上的負擔。他也常幫我們這些非德語系國家來的學生加強德文、音樂史和文化史。他如父如兄，是我的忘年之交。
當時，國立維也納音樂大學的學生只要一先令(2.5元新台幣)就可以得到一張歌劇院的「站票」，能在頂樓站票區聆賞音樂會，我常是一聲令下，跑得最快的人，以便搶到最前面的位置不會被人擋到視線。搶到位置後，我們只要在位置上繫上一條手帕，那位置就是我的，我就可以放心地去上廁所。這點，曾有人向我們的政府建議，但未被採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