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文：彌迦書六章6-8節;以弗所二章14-18
前言：
以〈讓公義、憐憫成全和平〉為題撰寫此文，旨乃要在臺灣的「國殤日」（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時，喚起大家一起反思「公義與和平」的功課，好讓我們能夠從歷史的悲劇中學習智慧、從恐懼中產生勇氣、在不公義的社會中建構公義的社會，共同實踐彌迦書六章8節所記載的：「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使臺灣和全世界，都能行公義、好憐憫來成全人類的和平。
一．違反公義的歷史經驗
小時候，常聽到長輩在聊天時，脫口說出：「狗仔去，豬仔來。」「溫暖的日頭落山，炎熱的太陽昇起。」「做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等無奈的諺語。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俗諺所代表的含意，只知每次向長輩們問起時，他們所給我的回答都是「囝仔人，有耳無嘴。」每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心中都會感到疑惑。這項答案，一直到我進入臺南神學院就讀後，才在臺灣教會史老師的口中，得到些許解答。當時還處於戒嚴時期，台灣仍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除非是吃了「好膽藥」，否則，沒有人敢公開訴說。然臺南神學院的歷史老師卻不畏強權，在戒嚴時期扮演先知的角色大膽說出，其精神委實令人敬佩。可惜，當時並沒有文獻可供閱讀，只能從老師在國外進修所閱讀到的外文資料，和些許記憶的口述中得到一些訊息。
日後，因著到花蓮牧會，和兩次出國進修的機會，有幸認識了定居在花蓮鳳林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張七郎先生之媳婦，以及前省立宜蘭醫院院長之遺孀，並接觸了許多致力於民主運動的前輩，我才從他們口中得知，原來「狗仔去，豬仔來」的「狗」是指日本人；「豬」為二次大戰之後來台的「外省人」。「溫暖的日頭」乃指日本國旗；「炎熱的太陽」則是國民黨旗的「國旗」。「做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所說的「會社」，就是日據時代的「糖廠」。
（由於蔗糖為日本政府的重要物資，製糖便成了日本的國營事業。因此，日本人大力鼓吹殖民地的台灣人種植甘蔗，待甘蔗收成後，再由牛車或小火車運送到各地的「會社」作為製糖原料。當甘蔗運到會社之後，管理磅秤的日本官員都會以壓榨蔗農的口語宣稱：過磅時，甘蔗皮和甘蔗頭的重量都得扣除，因甘蔗皮無法製糖，甘蔗頭沒有汁還含有許多泥沙，其重量不能算數。就這樣，在三扣四扣後，整根甘蔗被扣得只剩三分之一的重量。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甘蔗從頭到尾皆有用處，除了甘蔗汁可分級製糖外，連甘蔗渣都可製成甘蔗板，甚至連甘蔗頭和所含的泥土在加工後，亦可製作成肥料。但日本糖業官員卻加以剝削，將這些可以利用的「廢物」加工後，再賣給農民，賺取利潤。只可惜，處在殖民政府淫威下的台灣人卻敢怒不敢言，只能怨嘆自己憨。）
上述這些諺語產生的由來，其實是台灣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剝削的不公義，以及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的所作所為，比起先前日本政府的經濟剝削更為惡毒、更讓人無法接受，百姓在徹底失望的情況下，又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劇，隨之而來的戒嚴和白色恐怖，將整個臺灣帶進惶恐與不安的深淵中。彼時，臺灣百姓的苦痛無處訴說，只能藉著臺灣類比式的「諺語」，表達出內心的不滿與無奈。也因此，這些在受迫之下所發展出來的諺語，便成為一種「禁忌」。難怪每當小孩子問起時，大人總會以「囝仔人，有耳無嘴。」要孩子不要胡亂問起，以免惹禍上身。這段違反公義原則的歷史，想必上了年紀的臺灣人，都有過共同的經驗。
二．西方哲學的公義
「公義」（justice）一詞，《當代神學辭典》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將之分成聖經與哲學兩個對比作為解說。哲學方面，乃以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的思想為基礎。亞氏將「公義」分為兩個層面加以詮釋：1.一般或法律上的公義。此乃屬法律上的公平原則，為能求得公平起見，有時這種公義卻充滿著「報復」的意義，如同當今法律責任一般。2.特別的公義。此一層面，又可分為「可換的公義」（commutative justice）與「分配的公義」（distribute justice）兩種。「可換的公義」乃屬兩相情願的交易或合約，其可按法律的裁定行為（民事多於刑事），來達公平的目的。「分配的公義」乃本於群體的整體利益，把責任與權利分配給群體的每位成員，有如立法院2002年2月19日所通過的財劃法一般，共同分擔責任與享受權利。如今，社會學家與社會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幾乎全都朝著「分配的公義」之邏輯和目標進行。
從前述對於「公義」的解說觀之，雖有時透過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可達成「分配」與「可換」的公義，但這樣的公義往往只是表面上的，並沒有實質的公義可言。我們若從過去人類的歷史加以反思，可以清楚見著，「公義的不公義」之法律經常出現。在殖民和極權主義盛行的時代，法律的制定標準，幾乎全以殖民政府和強權者的利益為依歸，如此一來，強權者和殖民者所說之「公義的法律」，就會出現「公義的不公義」。這樣的歷史，我們可從馬太福音五章41節所載之經文：「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依羅馬的法律，羅馬士兵可要求殖民地百姓的非羅馬公民，無條件代他拿行李走一里路。耶穌為要教導人能忍辱負重、犧牲奉獻，而提出此一訓示，勸勉跟隨祂的人，若有羅馬兵丁要求走一里路，那就再為他走一里路，勿存報復之心。）見到那「不公義的公義」之史實。此外，中古世紀歐洲封建制度下的法律、日據時代的臺灣專賣法，以及臺灣解嚴之前的戒嚴法和刑法一百零一條，甚至是美國三０一條的報復條款等法律，無一不是強權者披著羊皮的「公義」。由此端見，弱勢的一方常只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的無奈接受「不公義的公義」之法律。如此一來，弱勢者的心，便會在委曲求全的壓抑中，伴隨著自憐自艾，逐漸累積出「怨與恨」。久而久之，兩者之間，更會因而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對立。這樣的結果，豈有真正的公義可言？請勿忘記！強權絕對不可能產生公義的真理。
三．讓聖經的公義與憐憫成全和平
有關公義的訓示，在聖經中有著諸多記載，其中，最為第三世界神學家所喜歡提起的，不外乎先知彌迦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六章8節）的這段經文。彌迦於主前700年左右，居住在南猶大國摩利沙城，因著當時的社會貧富不均，士豪富戶經常壓迫窮苦的人民，不但偶像到處林立，且又官商勾結相當嚴重，上帝乃呼召他為先知。由於彌迦極為痛恨不公義社會，對不公義之事經常提出嚴厲的指責，因而有「嚴厲的先知」之別稱。上帝透過彌迦闡明，人若要實現「善」，必當先要行公義。而要達成公義的目標，就當心存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換言之，人若不存憐憫和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善」就無法實現，當然也就沒有公義可言，和平也就無法產生，一切終將在人的自私下成為枉然。彌迦強調，上帝是公義的，祂用公義對人，所以，人也要以同樣的原則對人，這樣，人才能建立起快樂的生活基礎，結出「善」的果實。基於此，基督教倫理學家指出：「助長公義發展的，是上帝的愛與救贖和由此激發的善行。人一方面要因上帝的愛和救贖，常有虧欠上帝的心；另一方面亦要知道，他的鄰舍也是上帝所愛的。這些都叫人能越過一己之私，而關顧別人應得之權益。」
事實上，倫理學家所說的愛、救贖、公義與和平，除了建立在彌迦所指出的訓示外，這樣的道理，正也建立在保羅所說：「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以弗所書二章14-18）的基礎上。
從聖經與西方哲學論公義相較之，前者所主張的公義，必須存憐憫和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才能實現，即「愛與公義」必須放在一起，才能實現和平；後者則較偏重以法律的規範和邏輯來取得公平的原則，但這樣的結果未必雙方都能皆大歡喜。相較之下，學者評判聖經比起西方哲學所說的公義更勝一籌。
經歷過臺灣慘痛的歷史事件後，要讓受難者家屬心中的怨與恨完全除滅，實在相當困難，因為這種痛苦已經超過人性所能承受。若非透過時間的沖淡、信仰的扶持、友人的關心與代禱，真的很難。當然，我們也都知道，若有「怨與恨」在心中，就沒有真正的赦免與和平可言。但話又說回來，受難者家屬所受的苦痛，絕非外人所能體會，沒有經歷過錐心之痛的我們，實沒有資格要求家屬要用愛來赦免加害者。然聖經卻給了一個重要的功課，就是要我們學習實踐出「憐憫」（Compassion, Mercy）的心。意即人要「以悲憫的心去赦免一個犯罪或敵對的人，在他可憐的情境中幫助他，不計較他的過犯。」也唯有如此，才能出現和平的局面。
結語：
一生為廢除 「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而努力的前南非聖公會大主教迪斯蒙．杜圖 （Tutu, Desmond Mpilo），於1984年榮獲諾貝爾世界和平獎時，在受獎典禮中，以呼籲性的方式致詞大聲疾呼：「沒有公義的和平不是和平」（Peace without justice is not peace）。的確，沒有真正的公義，就沒有真正的和平可言。願我們一起致力於聖經的訓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成全永遠的和平。